作者：汪丹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谷士欣

当中华大地风刀霜剑，群芳凋零，是这样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奔向南昌，拿起了枪杆子……生死、进退、去留、荣辱……越是抉择关头，越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

插图 傅堃

1927年的中国，风刀霜剑，群芳凋零。

 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满怀着热忱和希望，与国民党合作开启了大革命的大幕。然而，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烽火未息，国民党反动派就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付诸东流，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中国。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失败的大革命，亦是中国共产党人认清革命目标的新起点。

 这一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奔向南昌，拿起了枪杆子。

中国革命的“苦力”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

 会议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全面改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国共两党经历了许多曲折，终于走到了一起，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毛泽东后来提到国民党“一大”时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我们帮他办好……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曾出了一部《国军政工史稿》书，在里面酸溜溜地反省当年国共合作：“中共分子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国民党党员；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国民党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

 无论怎么看，这些话都更像是在夸奖中共肯吃苦——事实上就连共产国际派给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也说：“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甘为革命的苦力。中国共产党人，是那样满怀希望和理想，热情地加入国民党，将国共合作视为革命的大道。那时的国民党，确实有着和共产党相同的时代目标：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除军阀。大革命高潮由此掀起，北伐，东征，工农运动蓬勃兴起……

 在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省、市一级的地方党部日渐健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得到了实质的锻炼。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创立，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英才辈出的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回国的周恩来就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的到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共中央派他回国负责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二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的大力推荐。张申府一共推荐了15名在国外读过书的优秀共产党员，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周恩来。

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26岁的周恩来英气逼人，朝气蓬勃，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着手改革。他参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同时，他注重传授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设政治课，聘请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熊雄、叶剑英等人担任政治教官，请毛泽东来军校教课。

 那时的周恩来，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黄埔员工虽有国共之分，但周恩来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敬重。1926年4月，在周恩来受“中山舰事件”波及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时，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胡宗南却不避嫌，前去送行。虽然他年长周恩来3岁，仍称周恩来“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为蒋介石留不住这位杰出人才而惋惜。

 周恩来的努力，使原来近乎于空壳的政治部，很快就做得有声有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都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而周恩来制定的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在国民革命军中得到了大力推广。

1927年，北伐开始，北伐军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让这支军队区别于“当兵吃粮”的旧军队，有了最基本的目标和信念——打倒列强、除军阀。国共分裂后，大量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人离开了国民革命军，也带走了这支军队的灵魂。由黄埔军校董事长出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虽然借此收罗了大批称其为“董事长”的嫡系门生，却让这支军队倒退回了忠于某个人的旧军队之路。

 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苦力”，也是革命的“马前卒”、“急先锋”。

 北伐军中，叶挺独立团是个“另类”。说其“另类”，不只是以团长之名冠名的独特番号，更在于其领导机制。北伐军普遍是由国民党人掌握军事领导权，共产党人则在部分军队中担任辅助性的党代表，负责政治工作。唯独叶挺独立团，团长叶挺是一位共产党员。

1925年，叶挺从苏联回国，正逢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将领陈铭枢、张发奎邀他加入军队，30岁的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当团长就要当独立团团长。口气虽大，却不狂妄。

叶挺将军像。

 叶挺的履历很有分量。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陈炯明叛变并炮轰总统府时，他率部苦战，保护孙中山和孙夫人脱险受到特别嘉奖。

 但军阀混战、百姓受难，让叶挺对旧军队失去了信心。1924年，叶挺辞去军队职务，到苏联留学，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同年12月，经同班同学聂荣臻、王若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初上北伐战阵，叶挺独立团驰援湖南安仁，以一团之力击溃了敌军六个团，一战成名。自此叶挺独立团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锋，从湖南杀入湖北，战无不胜。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破吴佩孚的最后要地武昌。武昌之战前后拉锯了1个月，打得异常艰苦。第四军各师、团均成立了奋勇队（敢死队）。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在登城强攻时头部中弹牺牲，年仅24岁。经此一役，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更是以团长之职破格晋升为少将，被誉为“北伐名将”。

 攻克武昌后，叶挺独立团收殓了攻城战中遗留在城下的尸体，在武昌附近的洪山建立起一座宏大的烈士墓，碑文上刻上了曹渊等191位烈士的姓名。墓碑的右边，还刻上了四句话：“烈士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无产阶级的牺牲者”。

 最后一句，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开始不同意写上，“太红了”。叶挺则坚持说：“在肇庆的时候，你就说我们太红了，当时我说要红才能打仗，现在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经过斗争才写上的这句碑文，最清楚地说明了叶挺独立团官兵的奋斗目标，也表明了部队的性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只有这么一个团的军队，却已经在北伐战争中显示出她全新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这也为后来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最初的基础。

 两年后，朱毛会师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支红军却以“四”为番号，沿用的正是“铁军”之名。

 十年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游击队编为新四军。陈毅起草的《新四军军歌》，第一句歌词就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湖南当推第一”

北伐军誓师。

1926年8月，北伐军势如破竹，仅用一个月就席卷湖南。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长沙。

 北伐，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政治资本。在这个北伐军攻克的第一个省会城市，蒋介石意气风发：“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

 这话在今天听来，让人难忍一笑。蒋介石也算“未卜先知”，只是他算准了“湖南当推第一”，却没算准是不是自己“革命成功”。

 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就是最著名的湖南人——毛泽东。在革命征程中披肝沥胆、浴血而来的共和国将帅中，十大元帅中有三位湖南人，十大将中有六位湖南人。

 而蒋介石，却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三个月前，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发动“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人排挤出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有四分之一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部长由共产党人担任。

 毛泽东就是因为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辞去了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但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不重要，他已经找到了属于他的革命之路、未来之路。

 北伐战争进行的同时，1927年1月4日，时年34岁、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开始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

 毛泽东这次考察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足迹遍及5个县，广泛接触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亲眼看到，农民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泥腿子们第一次当家作主，农村大地出现了新气象。

 归来后，毛泽东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确凿的事实，驳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经过这次考察，毛泽东更加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和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也正是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示警：“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

 这并不是共产党人首次察觉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倾向。在大革命的肇始之地广东，中共广东区委较早地意识到了危险迫近。他们在1926年11月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不能希望新军阀能长期同我们合作，“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12月，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更公开发文，警告人们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分裂活动应当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有所准备。然而，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却认为这类看法是“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要求加以纠正。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核心领导人，陈独秀原本对共产国际推动的国共合作极力反对，在共产国际的严令重压下，他虽表示服从，仍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有条件”的：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改组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初期，他也同孙中山爆发过直接的冲突。

 然而，在国共两党的合作正式实行之后，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裂活动愈演愈烈的时候，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高压下，一味地妥协退让、委曲求全。

1926年3月，蒋介石策动“中山舰事件”，中共中央一让，接受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5月，蒋介石推出“整理党务案”，中共中央再让，陈独秀甚至命张国焘赶赴广州，强令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职的共产党员接受“整理党务案”，担任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

 如何处理国共两党的摩擦？在中共内部不止一次地讨论过，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担心树敌太多，孤立自己，而主张以退让求团结。甚至，他们在党内提出取缔“机会主义做官热”，限令已经当了县长的共产党人立即辞职，几度拱手让出了军权、政权。

 随着共产党和工农阶级的壮大，由谁来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但陈独秀总觉得“无产阶级还很弱小”，不足以担起国民革命的重任。他曾经发文表白说，“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权的事”，共产党应首先帮助国民党赢得“二月革命”，再进行“十月革命”。

 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迁就蒋介石这个阴谋家，思想根源就在这个“二次革命论”。即认为这一阶段中国还只是进行国民革命，待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再进行革命，所以，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前无论如何也不能破裂。

 然而，正如毛泽东在后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两年前只靠几百名黄埔员工起家的“董事长”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青云直上，攫得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军政要职，权势炙手可热。

 俗话说：“人一阔，脸就变。”蒋介石，这个曾经的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看上去革命骨子里反共的国民党新贵，在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很快就要正式“翻脸”了。

血流成河

1927年时，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大的工业城市。这里有300万人口，80万工人。中共中央长期驻在这里，就是想以这里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

1926年12月，在广州名扬一时的周恩来突然消失了。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迁往武汉，并没有人留意周恩来的行踪。他秘密化装到了尚处于直系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兼军委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工作领导者。

 在上海，周恩来连续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终于在1927年3月的第三次起义取得成功，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迎接北伐军东路军入城。

 蒋介石随后也到了上海。

 此时的蒋介石不但有权，而且有钱。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已在他的控制之下，江浙财阀成了他的“金主”。反对进步的财经政策、敌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让他们沆瀣一气。蒋介石成了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此时也已是“司马昭之心”。赴上海之前，在蒋介石的指挥或授意下，江西爆发了一连串针对共产党的暴力事件。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到了图穷匕见的紧要关头。

 即便是此前一再迁就蒋介石的陈独秀，这时都动了罐破水洒的念头，在蒋介石抵达上海的当天上午，陈独秀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他称“这个斗争比暴动意义更大”。

 然而，鲍罗廷对于蒋介石的异动竟然毫无警惕，继续充当“和事佬”。刚刚踩下油门的陈独秀，只好马上又踩了刹车。更糟糕的是，陈独秀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身上。

1927年4月5日，由陈独秀起草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在《申报》发表，称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是谣言，“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

 宣言一出，许多人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蒋介石也假意表示允许上海工人组织保留武装，并派人赠给上海总工会一面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

 在自我麻痹之后，对方又来麻痹，上海的局面似乎缓和下来，陈独秀安心地离沪赴汉。已经布置好一切的蒋介石则去了南京。

4月11日傍晚，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赵世炎获得密报，当晚有青洪帮组织的大批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情况紧急，让人去通知周恩来商量对策来不及了。赵世炎便以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部名义，发公函致第二十六军司令部，要求万一发生不幸事件时给予援助。

 送公函的人很快回来报告说：“二十六军不愿答复！”赵世炎心下更感不安。

 第二十六军原属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起义后才编入国民革命军。与老国民革命军相比，这支部队受革命思想影响较小，所以被蒋介石派到上海，作为向工人纠察队开刀的主力。

 此时，周恩来已经被扣在了第二十六军二师师部。蒋介石离沪前，下达了对周恩来下手的密令。执行人正是二师师长斯烈。

 斯烈的弟弟斯励是黄埔三期员工，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斯烈借着这层关系，把周恩来诳到师部“会谈”。周恩来并不是不知危险，还是勇赴“鸿门宴”。

 周恩来身陷险境的消息火速传递给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他立即找到与第二十六军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请他设法营救。黄澄镜赶到第二师师部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茶杯、花瓶碎了一地。周恩来正怒视斯烈，大声斥责：“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面对斥责，斯烈不得不低头说：“我也是奉命的。”

 周恩来对斯烈晓以大义，同时分析了国民党各派矛盾，揭露了蒋介石的本来面目。本就对蒋介石心存忌惮的斯烈，既被周恩来所感，也是为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给自己留出路，最终释放了周恩来。

 然而，就在周恩来被扣押在二师师部的时候，蒋介石早已布置好的“清共”计划启动了。

4月12日凌晨，上海工人纠察队全部被解除了武装。随后，屠杀开始。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

 而这仅仅是血流成河的开始。

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6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他是被鲁迅先生赞为“后生可畏，青出于蓝胜于蓝，中国大有希望”的陈独秀长子，几年前赴法留学时，和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延年临危受命，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不幸被捕。

 因为陈延年的特殊身份，敌人对他施尽酷刑以图获取党组织的秘密，而陈延年宁死不屈。被捕九天后，无计可施的敌人将他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这位革命者几次被强按在地后，都一跃而起，昂然挺立。最后，刽子手恼羞成怒，一拥而上，再次将他按倒，以乱刀残忍地将他杀害。

 几天后，接替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赵世炎也被捕了。他和周恩来、陈延年一同创建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曾是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位上海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本有机会离开上海，但他选择了留下：“延年刚到上海，情况不太熟悉，让我留下来配合延年同志工作吧！”

7月19日晨，赵世炎在上海郊外的枫林桥畔慷慨就义，年仅26岁。

 屠刀，砍下了革命者的头颅，却吓不住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坚定步伐。

 “四一二”的腥风血雨中，中共“五大”召开了。1927年4月27日，代表全国5.8万名党员的82名代表冒着白色恐怖汇聚汉口，共商对策。

 会议第二天，传来了李大钊在北京被杀的消息。

 “我不能走”

 李大钊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此时，刚好是孙中山一生中最落魄的时候。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叛变革命，包围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流寓上海。这次惨重的失败，几乎令他“愤然一死以殉职”。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记载：“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

 后来，宋庆龄问过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那时的孙中山，看到了共产党焕发出的勃勃生机，要借以改造国民党。他还无法预见，这个刚刚诞生的党，是让病体沉重的中华民族重焕青春的强大心脏。

 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领导着京、直、鲁、豫等北方15个省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农民和员工运动。北方群众运动一波连一波，高潮迭起。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有吴佩孚的人马。危急下，多亏李大钊及时出面，通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恳请苏联提供军火援助。有了李大钊的奔走，国民军不断扩充军源，并得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这才具备了与北方军阀相抗衡的资本。

 作为北方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李大钊自然被军阀们视为“眼中钉”。

1926年4月，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对于城中的革命者，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6月，张作霖进京执掌北京政权，任“讨赤联军总司令”，随即将捕杀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李大钊其时并没有离开北京，就待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的旧俄国兵营，距离被张作霖当做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不远。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为了躲避段祺瑞政府通缉，带着国共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到了这里，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

 北方革命力量此时的发展也如火如荼，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产党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党员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连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大帅府秘书董季皋。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苏联使馆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李大钊本有脱身的机会。

 两天前，与李大钊有交的杨度，获知张作霖即将动手，当即想方设法把消息通知了李大钊。而李大钊却没有走。

 其实，早在杨度之前，就不断有同志、员工、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当时在帝国主义的撺掇下，蒋介石、张作霖合作反共的说法甚嚣尘上，北京城里的风声一天紧过一天。李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开，社会影响之大超过了张作霖的预料。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营救李大钊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论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压力之下，京师警察厅在抓捕李大钊的第二天就匆忙委派了15人进行审理。

4月8日的《世界日报》上说：“李著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李大钊光明磊落，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李大钊三易其稿，最后的成稿有2700余字。

 终日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钊，终于借这个机会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一片赤胆忠心，襟怀坦荡。

 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想要的绝不是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乡杨宇霆做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但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和共产党组织工农运动的情况。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即便“无确供”，特别法庭还是在4月28日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

 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便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在京师看守所里秘密进行。

 京师看守所，正是明清两代的刑部监狱。清朝末年，谭嗣同曾在监狱墙壁上题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后慷慨赴死。

30年后，李大钊来到了这里。他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就义前的李大钊。

38岁的李大钊对于“死”没有寻常人的惧怕。如同他在1919年11月9日发表的短文《牺牲》中所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决裂

 李大钊遇害的消息传到正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全党上下一片愕然。南方的国民党，北方的军阀，几乎同时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复杂局势下，共产党人一时茫然无对。

 一个令人唏嘘的细节是，汪精卫受邀列席了中共“五大”。此时，共产党人仍然相信这位“总理信徒”，将他视为挽救革命的希望。

 殊不知，人性的复杂在时间的延展中才会逐步呈现。几个月后，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也叛变了革命；十一年后，汪精卫又背叛了国家和民族，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当年刺杀摄政王未遂，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慷慨少年，“奈何做贼”！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国民政府分成了“宁”、“汉”两个，正在挥师北伐国民革命军也相应分化成了两支。这支军队中的共产党人，不得不做出选择。

1927年2月，蒋介石设在南昌的北伐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共产党员蒋先云接到了周恩来的密信，告知蒋介石已经走向反共，让他尽快脱离蒋介石到武昌。

 蒋先云是湖南人，于1922年加入共产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第一任书记。在众多黄埔生中，蒋先云有“黄埔第一人”之誉，源自他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入学考试、毕业考试，以及在校期间所有考试成绩均名列第一。

 蒋介石对蒋先云是有知遇之恩的。在蒋介石任职黄埔军校董事长时，他就不曾掩饰对蒋先云的厚爱，“北伐成功之时，我归隐田园，黄埔军校这些龙虎之将谁能领导啊，只有蒋先云。”此后更是大加栽培提拔，封官至少将。

 得知蒋先云去了武汉，蒋介石捶胸顿足。他也给蒋先云发了一封密信，“许以师长之位”，只要他能回头。

 然而，蒋先云自此与蒋介石决裂，他拒绝了蒋介石的“师长之位”，在武汉国民政府所率的国民革命军中当着团长，继续参加北伐。

 惜乎枪炮无眼，1927年5月27日，河南临颍决战，北伐军与奉军打得最惨烈的一仗中，率队冲锋的蒋先云殒命疆场。周恩来得知蒋先云战死后，万分痛惜，“蒋先云是个将才，这是革命的损失！”

 曾经的蒋介石“爱将”陈赓，也到了武汉。

 陈赓是黄埔一期毕业生，与蒋先云、贺衷寒被公认为“黄埔三杰”。蒋介石也十分看重他，评价他“此生外形文弱，但性格稳重，能刻苦耐劳，可以带兵”。

 陈赓和蒋介石的关系更“亲密”——他救过蒋介石的性命。

1925年10月，黄埔军东征，华阳战斗失败，蒋介石身陷重围，急火攻心：“我唯有自杀以成仁了。”是陈赓夜行一百六十里，背着蒋介石冲出敌人封锁。

 被陈赓救下后，蒋介石将陈赓调为随从参谋，可以随便出入他的办公室，甚至连一声“报告”都不用喊。这般待遇，能有几人？

 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康生曾怪罪陈赓，“当年你要是趁机把蒋介石毙了，现在哪要打这么多仗？”陈赓当即反问道：“那蒋介石不就成了烈士？”

 的确，东征时的蒋介石，展现出来的还是革命的面目，陈赓自然要救他。如果陈赓继续追随蒋介石，必是“前程似锦”。但是，当蒋介石策动“整理党务案”，要求他麾下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时，陈赓反其道而行之，公开共产党身份，宣布退出国民党。后中央安排陈赓赴苏联学习，1927年前往武汉，在第二方面军任特务营营长。

 数年后，陈赓又一次直面蒋介石。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陈赓被国民党抓了，正在南昌指挥军队“围剿”中央苏区的蒋介石大喜过望，令人将陈赓押解到南昌。“老董事长”亲来劝降，陈赓不为所动，甚至连招呼也不打，举起一张报纸遮住自己的脸。蒋介石无奈之下，最终暗许释放陈赓。

 一生中杀共产党人无数、毫不手软的蒋介石，却放了陈赓。

 蒋介石对陈赓倒是念念不忘，在退居台湾后还说“陈赓是个害群之马啊，五个胡宗南也不抵一个陈赓啊。”蒋经国问，为何陈赓如此和您具有渊源的员工，却没有跟从您呢？蒋介石也不禁自问，是啊，为什么呢？也许蒋介石从来没有想通过，或许他知道为什么却不愿意承认。

 人才济济的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发家资本，蒋介石也算是爱才之人，他从这里带出了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等“八大金刚”，但蒋先云、陈赓这样的黄埔精英，却与他割席裂袍。

 蒋介石笼络陈赓和蒋先云，看上去和曹操收服关羽的方式相类，高官厚禄许之，个人恩义感之。关羽最后“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是为“忠义”，而蒋先云和陈赓选择的是另一种忠诚，忠诚于自己的信仰。

 在“四一二”之后最黑暗的日子里，共产党暂时相信了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事实证明，这并非一次正确的选择。但是，也正是在和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合作的这段日子里，一大批共产党人得以继续在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手中的枪杆子越攥越紧。

 他们中，有尚未入党，却早已心许革命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

 有1926年入党的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

 有叶挺独立团改编后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

 有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

 有第二方面军特务营营长陈赓；

 有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陈毅；

 有还只是连长的林彪和只是班长的粟裕；

 ……

南昌惊雷

 中共“五大”召开后不到一个月，长沙又发生了“马日事变”。至6月10日，湖南已是人头滚滚，流血千里，万余人被杀。

 至此，武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孤岛。

 情势危殆，陈独秀却在检讨湖南农运中的“过火”行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还把斯大林让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建立军队”的紧急指示，私下给汪精卫看，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他哪想到，紧急指示反而给汪精卫提供了借口。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幸而，此前三天，中共中央刚刚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将中央机关经九江撤到上海。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这位五四时代的急先锋，被同志称为“老头子”的中共大家长，带着一腔无奈谢幕退场。

 会议结束后，中央派李立三和邓中夏前往九江组织撤退，顺便考察一下利用张发奎“回粤运动”打回广东、再图起事的可能性。

 到了九江，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等人发现，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对共产党态度大变，指望搭他的便车撤到广东，已几乎不可能。

 这时，李立三跳将出来，率先提出，不如搞一个自己的独立军事行动，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李立三，革命之坚定与脾气之暴烈同样有名。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时，21岁的李立三从一名法共党员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积极参加到员工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中。因敢闯敢拼，留法员工送他个绰号“坦克”。

 中央的态度尚不明朗，李立三这边已经行动起来了。他联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召集他们7月28日之前集结到南昌，28日晚上举行起义。

7月25日，周恩来来到九江，向大家传达精神：中央同意发动武装起义，可是地点不是南昌，而是九江附近的南浔一带。李立三不干了。他表示：九江附近军阀实力强大，而且叶挺和贺龙的军队已经向南昌集结。在南昌发动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经过李立三的一再坚持，周恩来最终同意按原计划在南昌发动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秘密抵达南昌，住进了朱德位于花园街2号的寓所。同一天，前敌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书记。他把贺龙请来谈话。此时尚未入党的贺龙，当场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于是，周恩来当即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代总指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时在中央常委中排第一号的张国焘，风尘仆仆地从汉口赶来。

 一见面，张国焘就亮出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一听这话大家都急了。李立三第一个跳起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生气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据说，那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众意难违。最后一刻张国焘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南昌起义的时间最终确定为8月1日拂晓。参加起义的部队有两万余人，主要是贺龙第二十军的两个师七个团、叶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三个团、朱德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一个营。

 起义口令：“河山统一”。

 识别符号：左臂缠白手巾。

 行动信号：三声枪响。

1927年8月1日，中国革命的历史从这一天起翻开新的篇章。

 砰！砰！砰——三声急促的枪响宛若惊雷，震破了沉闷又燥热的盛夏夜空。

98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这支最初不足60人的队伍，创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我们常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这种选择，又何尝不是缘于一代代共产党人共同的人生抉择。

岁月荏苒，大浪淘沙，对人民的忠诚、对家国的担当、对理想的激情，最终绘就了优秀共产党人的信仰底色，沉淀为蕴藏于血脉深处的精神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见证者。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抉择，就能明白百年中国跌宕前行的征程中，那无数令人惊叹的奇迹源于何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让我们一同致敬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体悟初心与使命的千钧重量，让岁月沉淀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跨越新时代的“雪山”和“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