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加佳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谷士欣

当中华大地支离破碎、暮霭沉沉，是这样一批人，选择走上一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荆棘长路，南湖一叶红船，燃起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星光……生死、进退、去留、荣辱……越是抉择关头，越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

插图 傅堃

1921年，共和已近十年，但中华大地仍暮霭沉沉，不见前路。

中国将往何处去？怎样才能救中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路在何方。那时，各种新思潮、新思想让人应接不暇。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地方自治……乱花渐欲迷人眼。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来了13位客人。他们是中国最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是最早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

几天后，在南湖的红船中，一个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诞生了。那时，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想到，28年后，这个年轻的政党，会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通往胜利的道路注定荆棘丛生。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的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面对困难悲观失望自动脱党，有的卖国求荣沦为汉奸，还有的被自己的野心吞噬成为可耻的叛徒。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

到上海去

1921年6月29日下午6时，长沙。黑云压城，一场大雨将至。

毛泽东和何叔衡突然向好友谢觉哉辞行，他们马上要到上海去，至于去做什么，两人只字未提。毛何两人谢绝了谢觉哉送他们上船的好意，匆匆起程。后来谢觉哉才知道，他们是要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已经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去上海了。一年之前，他从北京返回长沙途中，路过上海拜访了陈独秀。

1918年夏天，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老家来到北京，经老师杨昌济的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做了一名助理馆员。那时的毛泽东，“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壮志，却也像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在迷茫中寻找着前路。多年后，他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那时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在北大图书馆的日子里，毛泽东认识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虽然他曾抱怨：“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也坦言那一时期他的思想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从北京返回长沙的途中，又专程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会面。当时，毛泽东正处于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他曾给好友写信说，那时“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年轻的毛泽东感觉，自己像“睡在鼓里”一样。

与陈独秀的会面，令“睡在鼓里”的毛泽东茅塞顿开。1937年，已经率领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对斯诺说，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建议下，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只有6人，后来也不过10人。

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回忆说：“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人物，除毛泽东外还有与他一同赴沪参加“一大”的何叔衡。

何叔衡在清末曾考中过秀才。可是，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他深感“子曰诗云”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要想救中国，还得学习新文化、新思想。

当何叔衡考入长沙第一师范、与毛泽东成为同学时，已经是个将近40岁的中年人了。由于他留着一撮八字胡，同学们都戏称他为“何胡子”。“何胡子”虽然比同学大了十几岁，但是追求新思想、探寻救国路的热情，丝毫不输于年轻人。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何叔衡一直担任毛泽东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的日常事务都是他负责。毛泽东对何叔衡的感情也特别亲厚，他曾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1921年6月初，毛泽东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信中说，共产国际派了两名代表到上海。他们建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开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看罢信后，毛泽东非常兴奋。几个月前，他曾收到同学蔡和森从法国巴黎的来信。蔡和森在信中激情澎湃地写道：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如今，蔡和森被公认为是最早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

国内革命形势发展之快，大概是远在法国的蔡和森所没有想到的。仅仅几个月后，他对好友发出的预言，竟然成为了现实——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就要召开了。

 “南陈北李”

1956年春节，70岁高龄的董必武参观了重新发现不久的“一大”会址。当年，会议在法租界中秘密进行，代表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中间又经过几十年残酷的革命斗争，幸存的“一大”代表甚至都不记得开会地点的确切位置。最后，还是在周佛海妻子杨淑慧的帮助下才找到。

故地重游，董必武感慨万千。当年的会场还在，可与会代表却已经凋零过半。他提起笔挥毫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这句话出自《庄子》，意思是有一些事开始看起来简单不起眼，后来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用它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再贴切不过。中共“一大”召开时，无论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没想到，它竟然会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就连中国共产党公认的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也遗憾缺席了。

1920年2月，上了警方黑名单的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到上海后，他住进环龙路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房子里。不久，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批知识分子，就被吸引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成员。

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在北大图书馆创立了“亢慕义斋”。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费解，其实它就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也就是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建时只有三名成员，除了李大钊外，另外两个人是北大教师张申府和北董事长张国焘。

张国焘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个风云人物。“五四”前夜，他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的全体员工大会上慷慨陈词。5月4日当天，他又是游行队伍中最活跃的人之一。由于擅长交际，张国焘很快就当选为北京大学员工会干事。当陈独秀常住上海后，张国焘则成为为“南陈北李”传递消息的“特殊员工”。

那一时期，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他的记忆中，陈独秀精力过人，非常健谈。每当午饭后，陈独秀话匣子打开，便跟他侃侃而谈好几个钟头。“谈得起劲时，他（陈独秀）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使是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1920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个外国人和他的翻译悄悄来到渔阳里2号。第二天，陈独秀兴奋地对张国焘说，此二人正是共产国际派到远东的使者维经斯基和他的翻译杨明斋。在维经斯基的鼓励下，陈独秀决定加快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张国焘回忆，当他回到北京告诉李大钊，陈独秀打算成立中国共产党时，“李大钊略经考虑后，即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李大钊说：“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开展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

遗憾的是，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打算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陈独秀却在几个月前接受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出任南方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去了。

1921年7月，身在广州的陈独秀正在为修建校舍争取一笔款子。他对好友包惠僧说，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于是，他让包惠僧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与会办报纸的陈公博，一起出席中共“一大”。

无独有偶，人在北京的李大钊也分身乏术。当时，他正主持北京八所高校“索薪委员会”的工作，整天忙着开会，也不能出席“一大”。

于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一大”。当时，刘仁静只是一个年仅19岁的少年。几十年后，当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诚如此言。其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还有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等好几个资深党员，但是大家当时都很忙。罗章龙要去二七机车车辆厂开工人座谈会，邓中夏要去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可想而知，在他们看来，这些活动都比去上海会见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重要。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当时许多党员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大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19岁的刘仁静被推到历史的前台，选他当代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英文好，可以给马林当翻译。这位思想激进的懵懂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解都十分肤浅。令人遗憾的是，几年后留学苏联的刘仁静卷入共产国际的政治斗争，加入了“托派”，被开除出党。抗战胜利后，更完全倒向国民党一方，对共产党信口雌黄。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留在大陆，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工作，直到1987年死于一场车祸。

刘仁静是一位“高开低走”的悲剧性人物，人生之路一波三折。从17岁起，他投身革命洪流10年，接着成为托洛斯基在中国最忠实的信徒6年，被国民党关押了2年，出狱后为谋生又投靠国民党12年。刘仁静参加了中共“一大”，却退缩躲过了中国共产党最激昂壮烈的拼搏奋斗。

刘仁静成为最长寿的“一大”代表，与那些早早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比起来，他当作何感想呢？晚年，刘仁静曾感慨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今天看来，陈独秀、李大钊和许多中国共产党草创时期的中坚人物，缺席“一大”的理由，都有些微不足道，完全无法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相提并论。参加了“一大”的13位代表，也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正亲身参与着一项开天辟地的伟业。晚年的刘仁静，说过一句让人感慨万千的话：“那时没想到是那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可是，历史就是历史，刘仁静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马林和“二李”

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周佛海、邓恩铭、李汉俊、王尽美、刘仁静、李达、包惠僧、陈潭秋、陈公博、张国焘

陈独秀去广州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暂时由李汉俊、李达负责。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抵达上海后，很快便与李汉俊、李达接上了头。

与维经斯基相比，马林的来头儿更大。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他是由列宁亲自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他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1921年4月马林动身来华，直到6月份才抵达上海。据作家叶永烈考证，马林从莫斯科出发后先去意大利处理了一些杂事，然后又绕道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最后才到上海。因为他的行程安排，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时间便定格在了7月。

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陈独秀到上海后，最先结识的就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李书城成天在家读书，与外界很少往来，而他的弟弟李汉俊却是一个对新事物、新思想极为敏感的人。

李汉俊早年留学日本。他起初喜欢数学，后来拜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门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既通日文，又懂得德文，可以同时阅读日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马克思原版著作。因此，他被誉为当时中国最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

李汉俊态度雍容，很有涵养，表面看是一派学者风度，实际上他脾气很犟，绝不轻易附和别人的意见。

李达与李汉俊很像，也是个一心做学问的人，《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是他翻译的。

李达的脾气比李汉俊还火爆。张国焘回忆：“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马林同样是个性格鲜明、说一不二的人物。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他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性格耿直的“二李”和脾气火爆的马林，刚一接触，便如火山碰火山，闹得很不愉快。

1921年6月的一个傍晚，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在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屋顶花园——天韵楼与“二李”见了面。一碰面，马林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要求“二李”向他汇报工作。李汉俊表示，组织尚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让“二李”提交工作计划和预算，并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予经济支持。

 “二李”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建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没有决定，即使将来加入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也还有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什么的。李汉俊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此时，从北京专程赶到上海帮助“二李”做大会筹备工作的张国焘，敏锐地察觉到马林与“二李”之间关系非常紧张。

与耿直的李达、李汉俊相比，长袖善舞的张国焘要圆滑得多，他与马林相谈甚欢。一时间，成为马林和“二李”之间的润滑剂。

起初，负责筹备中共“一大”，并给各共产主义小组发邀请信的是李达和李汉俊，可到了“一大”正式召开的时候，作为东道主的“二李”退居二线，张国焘反而代替未到场的“南陈北李”成为大会主持人。

很难说“二李”对这一安排是否心存芥蒂，但几年以后他们俩相继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时，都曾表示与陈独秀、张国焘存在矛盾。

北大暑期旅行团

1921年7月，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登上江轮，顺着长江一路向东来到上海。

董必武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在人们的印象中最突出的似乎就是“老”。其实，董必武参加“一大”时才35岁，远远称不上“老”。“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时年45岁，35岁的董必武已是年龄第二长者，13位代表中，30岁以上的只有五人，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毛泽东28岁，刚好是“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

这一群朝气蓬勃、敢作敢为的青年，硬是干出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董必武是清末秀才，读书时拥护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历次革命活动。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机缘巧合，他在上海认识了李汉俊。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董必武，回到武汉立即着手筹办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此时，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陈潭秋。

陈潭秋比董必武小10岁，生于湖北黄冈书香之家，学业优秀，“五四”运动中，在武汉高等师范学院就读的陈潭秋是武汉员工的领军人物。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该校后来成为了湖北建党的发源地。

到达上海后，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李达夫妇的安排下，住进了位于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1937年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陈潭秋，用俄文这样写道：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员工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文章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发现。陈潭秋这位不太引人注目的湖北代表，为后人留下了最为鲜活的“一大”记述。他提到的“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就是从各地赶来的“一大”代表。

当时正值暑假，博文女校里没什么人。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找到博文女校的董事长黄绍兰，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请求借住。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7月，“九个临时寓客”从全国各地赶来，住进了博文女校。

从广东来的包惠僧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住进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还有张国焘的床位，但是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上海另有住处，所以不怎么常住。

包惠僧本是一名新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结识了陈独秀。包惠僧终身与陈独秀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可以说，他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很大原因是倾慕于陈独秀的个人魅力。“一大”召开时，陈独秀走不开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大会。包惠僧是湖北人，只是临时去广州找陈独秀，却变成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难怪，后来有人认为他只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并不能看作正式代表。

包惠僧对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1927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大屠杀，他选择了脱党。

包惠僧同屋的周佛海在“一大”代表中显得很“孤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都是两人，唯有旅日党小组，只派了周佛海一个代表参加“一大”。也难怪，当时旅日小组是各地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中最小的一个，成员只有周佛海和施存统两人。

即便只有两人，周佛海也要争个上下高低。在他的回忆录《往矣集》中，忆及旅日党小组成立的历史，周佛海特意写道：“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

周佛海在旅日留学期间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动机并不像其他“一大”代表们那样怀着救国之志。他在回忆录中坦言，自己在中学时就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从小的志向是“将来一定要入阁”。不过，“一大”之后，周佛海很快就发现，跟着共产党不但“入阁”梦远，而且还有随时掉脑袋的风险。于是，1924年，周佛海脱党而去，最终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首鼠几端、反复无常的跳梁小丑。

山东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住在一间。毛泽东记得，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由于他耳朵特别大，大家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与他同来的邓恩铭当时只有20岁，许多代表对他印象不深，只记得他是个贵州人。

当时，大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两个单纯、热忱的年轻人，会成为“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人。

王尽美和邓恩铭的隔壁是毛泽东，由于他个子高，睡觉又爱打呼噜，所以被格外“关照”住了单间。毛泽东的房间很暗，屋里没有床，他只好将一块单人床板架在两条长凳上当做床。

开幕

十几年后，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终于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这时，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问在延安的两位“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 “一大”到底是哪天召开的？此时，距离“一大”召开虽然并不太久，但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

 “一大”本是秘密进行。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经历了国民党的清党、屠杀，经历了5次大“围剿”，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年的文献资料早已散佚，当年的代表牺牲的牺牲，脱党的脱党，叛变的叛变。正如董必武所说：“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

1938年，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定在“7月1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史专家才考证出“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一大”的会址，就在李汉俊的家。

李汉俊住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二层小楼里。楼上是他的卧室，楼下是一个面积为18平方米的客厅。上世纪20年代，望志路一带还不是繁华市区，附近有不少农田，环境比较僻静，正是召开秘密会议的好地方。会前，组织者们本来打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不同地点开会，可是苦于合适场地难寻，结果一连几天会议都在李汉俊家中进行。

这也正应了董必武“作始也简，将毕也钜”的题词。1921年7月23日晚上8点，坐在李汉俊家一楼餐厅长桌子旁的代表们，大概谁也没想到，那一刻将会影响中国今后近百年的历史进程。

 “一大”的主要议程是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进行讨论时，两位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士——李汉俊和刘仁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孙中山革命，加入议会参与竞选。而刘仁静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中国共产党应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陈独秀虽然没参加“一大”，但对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倾向却了如指掌。多年后，他对表弟濮清泉说，“一大”上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倾向极左，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俩也不看看当时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

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至少要几十年。

会上，另一个引起空前激烈大辩论的话题是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在现政府中做官。

一直比较沉默的陈公博发言了，他主张“可以”。因为他当时正在南方政府中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不过，大多数代表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怎么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呢？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调和的结果是大家一致同意，共产党员不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部长、省长一类的大官。

从后来的事实看，陈公博参加中共“一大”，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误会。陈公博是世家子弟，他的父亲陈致美曾担任过广西提督。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非常肤浅，对自己要信仰什么主义也没有定型。“一大”上代表之间的正常讨论，被他当作庸俗的互相倾轧，当时就“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转场南湖

7月30日傍晚，“一大”第6次会议召开。那天，周佛海因为上吐下泻没有来。

晚上8点多，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陌生人闯入望志路106号。他鬼头鬼脑地往房间里张望了一下，便借口说找错门匆匆离开。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断定，此人一定是警局的暗探。会议中止，大家迅速撤离。

暗探盯上望志路106号，绝非偶然。马林早已是在西方各国警方挂了号的人物。他动身来华那一刻，一举一动就已经在各国暗探的监视之中。1921年7月下旬，他到李汉俊家参加会议，自然逃不过暗探的眼睛。

果然，代表们撤离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的几个警探就突袭了李汉俊家。警探在李汉俊家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当时留在现场的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回忆：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法国警探突袭李汉俊家时，代表们没敢回博文女校的住处，而是聚集到李达家。

李达认为，他们的活动已经引起法租界警方的注意，所以应该换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大家深以为然，但要到哪里去开会呢？有人提出，去杭州西湖开会。可西湖是风景名胜，人多眼杂，不太合适。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搭话说，不如去嘉兴南湖。嘉兴距离上海只有杭州一半路程，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租。租一条船在湖上开会，既安全又方便。大家一听，一致同意前往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8月3日清晨7点35分，一列开往嘉兴的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坐在火车上的“一大”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和包惠僧。由于前一天法国警探突袭了李汉俊的家，为了保险起见，大家决定让汉俊留在上海。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路上太显眼，所以他俩也没有去南湖。

陈公博从李汉俊家回到大东旅社后，正好赶上隔壁发生谋杀案。一天经受两次惊吓，陈公博连招呼都没打，就带着新婚妻子到杭州去了，根本没去南湖开会。

与毛泽东同来的何叔衡去没去南湖是一个谜。多年以后，他写信给董必武询问“一大”开会的情况，董必武向他描述了南湖红船上的情景，据此推测他当时似乎不在红船上。就像毛泽东所言，何叔衡像一条牛，总是默默耕耘，他在党史上留下的痕迹不多。

1935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年近六旬的何叔衡被留在赣南。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中央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送何叔衡和瞿秋白等去闽西。不幸的是，他们在福建长汀暴露了踪迹。提到这段史实，人们多半会想起瞿秋白在长汀被俘，英勇就义，却很少有人知道与瞿秋白同行，而且先他一步牺牲的正是“一大”代表何叔衡。

到南湖后，王会悟已经雇好一只中号船。船里摆着一张八仙桌，一桌酒菜，十几个人坐下一点不挤。11点，代表们上了船。王会悟一人坐在船头，看着烟雨蒙蒙的南湖，心潮澎湃。她身后的船舱中，正在上演着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幕。

那一天，在南湖红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代表们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大会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下午6点，南湖渐渐热闹起来，湖面上飘荡着京剧声。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只不起眼的游船中，十几个人轻声呼着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就这样在南湖这条小小的游船中发生了。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就这样在南湖这条小小的游船中诞生了。

大浪淘沙

1930年，鲁迅先生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这样写道：

因为终极目标的不同，在进行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用鲁迅先生这段话来形容13名“一大”代表后来的人生选择与人生轨迹，再合适不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1923年陈公博脱党，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7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最先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是后来做了大汉奸的陈公博。

1922年，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不顾党组织决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党组织让他去上海回答党内质疑，他不去；让他去苏联，他也不去。1923年，陈公博赴美留学。到美国后，他接到消息说党中央决定让他留党察看。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轻佻地写道：“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由他去。”1940年，陈公博投入汪精卫麾下，成为一名可耻的汉奸，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同样成为大汉奸的还有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1924年，周佛海发现跟着国民党混才是飞黄腾达的捷径。他写下一纸书信，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此后，周佛海追随蒋介石，青云直上，成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抗战后期，他见日本人大势已去，又转而为军统服务。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蒋介石特赦，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最终瘐死狱中。

李达、李汉俊也在“一大”召开后的几年，相继脱党。他们二人虽然未失大节，却把个人义气和情绪凌驾于党的组织原则之上。李达、李汉俊学究气十足，恃才傲物，脾气执拗，与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脱党宣泄一时之愤。

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武汉军阀胡宗铎逮捕。被捕仅仅4个小时后，李汉俊便被杀害。后来，陈独秀感慨说，李汉俊一直主张只能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活动，不要搞革命活动。可是，“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也不允许他存在，必杀之而后快。”

张国焘，这位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与其说是被党开除，不如说是他选择了叛逃。

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投奔了国民党。

1949年，张国焘逃到香港，1976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晚年的张国焘，生活困顿，以给出版社写回忆录换取生活所需。回忆录中的张国焘，作为“一大”主持人，曾站在了1921年7月这个开天辟地时刻的历史舞台中央，鸿篇大论，侃侃而谈；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曾骑着高头大马，接受全体政治局委员冒雨接出三里的迎候，风光无两……

然而，张国焘的风光之下，是个人权欲野心的膨胀。最终，他抛弃了自己的信仰，背离了自己的组织，从此走向了中国革命的反面，成为一个可耻的叛徒。

当然，有退伍，有落荒，有背叛，更有坚守与牺牲：

1925年王尽美牺牲，

1931年邓恩铭牺牲，

1935年何叔衡牺牲，

1943年陈潭秋牺牲。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遭遇的是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境遇，清党、屠杀、围剿、长征、抗日、内战……“一大”结束的28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没有哪个政党，遭受过中国共产党这样炼狱地火般的考验。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最终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南湖一叶小舟上，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时，全国党员不过几十人。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一路艰难险阻，一路血火风霜，共产党人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成与败、忠诚与背叛、坚持与放弃的考验，有人掉队，有人背叛，有人牺牲，更有人坚守。中国共产党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淬炼成了一支“纯粹、精锐的队伍”。

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支大浪淘沙、百炼成钢的队伍。

98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这支最初不足60人的队伍，创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我们常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这种选择，又何尝不是缘于一代代共产党人共同的人生抉择。

岁月荏苒，大浪淘沙，对人民的忠诚、对家国的担当、对理想的激情，最终绘就了优秀共产党人的信仰底色，沉淀为蕴藏于血脉深处的精神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见证者。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抉择，就能明白百年中国跌宕前行的征程中，那无数令人惊叹的奇迹源于何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让我们一同致敬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体悟初心与使命的千钧重量，让岁月沉淀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跨越新时代的“雪山”和“草地”。